在湖南卫视被掐过程中，有关方面除了考虑自身利益外，恐怕从来没有考虑过公众的感受和利益，而这正是权力霸道的显现。
何谓“权力文化”？ 在我国，官本位的思想由来已久，成为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从传统来看，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封建专制统治，在官民关系上，官员高高在上，凌驾于人民之上，中国古代的官员被称为父母官，缺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而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垄断一切资源，公权力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每一个角落。这一方面助长了公权力无限的意识，另一方面使得人民权利限制在极度狭小的范围内，公权与私权严重失衡，再加上没有权力的制衡机制，使得公权力肆意妄为。这就让权力文化横行无阻，在湖南卫视被掐过程中，权力的横行和公民权利无处藏身，都得到了鲜明体现。正所谓，权力文化浓厚和权利文化淡薄。
传统文化是义务本位的文化，人人不知权利为何物，更不知道如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哲人A?I?梅尔登曾解释道：在一个没有权利语言的道德世界里，对一个人施加的侵害行为，仅仅是违反了上帝的戒律，违反了神法或自然法，或者违反了社区法；加害人对上帝负责，但不对受害人直接负责，也不需要请求受害人的宽恕。这正是传统中国的真实写照。但是，在湖南卫视被掐过程中，除了有关方面利益的考量外，鲜见对公民权利的关注，并且，没有人或部门对公民权利受损负责。
如此以来，公众能不“受伤”吗？
摘自 2008年1月16日 8时16分56秒 的 “ 权力文化横行，公众很“受伤””
在生命价值赔偿问题上，我们承认合理差别存在的可能性，但合理差别的本质在于，当形式上的平等不足以实现平等或正义时，通过形式上的不平等以求正义。如果差别待遇非但不能促进特殊社会群体的福利，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其福利，扩大特殊社会群体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不平等，那么，这种差别就不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
“要死也死在韩国”，一方面是公众对我国公民生命脆弱和价值不平等的刻骨体验。
比如在矿难赔偿中，有的矿主说出了毫无人性的话语：“买棺材比买药便宜得多”，出现了“5000元＋500斤粮食＝1个矿工的生命”的生命等式，其中，生命的卑贱让人心寒，生命的神圣性荡然无存！另一方面，韩国的补偿标准让公众看到了其对生命价值尊崇的一面。两者的鲜明对比，引发了公众的讨论和质疑。
但是，“要死也死在韩国”在表达愤懑情绪的同时，也是对生命不尊重的折射，因此，这是一种不理性的情绪，但，这并不阻止我们去探讨生命的价值，并不能阻止我们去真正认识非理性情绪产生的土壤。“要死也死在韩国”，从根本上说，是公众对长期存在的生命权利落差不满的表达，这是我们看问题的立足点。
在生命价值赔偿问题上，我们承认合理差别存在的可能性，但合理差别的本质在于，当形式上的平等不足以实现平等或正义时，通过形式上的不平等以求正义。如果差别待遇非但不能促进特殊社会群体的福利，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其福利，扩大特殊社会群体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不平等，那么，这种差别就不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
生命权的平等对待是对平等的最基本要求，生命赔偿这一对生命权受侵害的赔偿是社会宣扬平等精神的首要舞台，也是彰显生命价值的首要平台。在生命权平等不能得到公正对待的前提下，何谈其他权利的平等，这是公众流露“要死也死在韩国”愤懑情绪的重要原因。人的生命安全权、身体健康权是人的最基本权利，离开对人的生命安全权、身体健康权的尊重，公民的生命价值就无法得到保证。笔者以为，只有认识到这点，才能消除公众诸如“要死也死在韩国”之类的非理性情绪。
摘自 2008年1月16日 8时15分55秒 的 “ “死就死在韩国”情绪源于公民权利落差 ”
但是，社会不能在权利抗争者陷入尴尬的时候无动于衷，不能熟视无睹，相反应大力支持这种抗争。笔者以为，要消除权利抗争者的尴尬，一方面取决于抗争者本人行为的理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须支持公民的抗争，与公民的抗争形成互动。
任何时候，公民都需要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政府应该是承担各种责任的行政机关，一个责任政府对社会来说是最重要的。政府的权力虽然是有限的，但政府对公民负有的责任却是无限的，也就是说，不论在公共领域，还是在私人领域，只要是关系到公民利益的事，政府都要负起责任来，这种责任是无法用数量的多少来衡量的。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曾指出，“一个好的政府应该做到两点：一是信守政权的宗旨，亦即人民的幸福；二是了解实现其宗旨之最佳途径。”
摘自 2008年1月15日 8时40分33秒 的 “ 社会不应让权利抗争者陷入孤独 ”
